爱游戏- 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上海青年如何“啃老”？

2025-11-26 08: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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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责任的无可逃避感”和“不得已”的两难是亲代产生负面情绪的重要原因。访谈资料显示，亲代虽没有直接表达对传统伦理规范的认可，但“被子女所累”、“不能不管”在父母看来却是没有选择的，对为人父母责任的认定具有无可辩驳性。案例3中，Y母始终不支持儿子的选择，但她三年来不得不一直给儿子钱，支持他独立创作。虽然她说她已经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最多再支持两年，但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儿子坚持不改变的话，这位母亲依然只能一边控诉一边给儿子掏钱。本研究的其他案例也显示，亲代会出于“不得已”，纵容子女的“啃老”，他们真正的担忧并不是孩子用了自己的钱，因为认定“做父母的，就是把最好的给孩子，自己的就是孩子的”，他们深层次的烦恼和痛苦在于担心孩子怎么活。就像Y母反复念叨的那样，“到时候我老了，做不动了，他还这个样子，怎么办哦”？！在案例4中，深感焦灼的L父亲同样践行着这种“不得已”的纵容，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不想帮女儿带孩子、理财，不愿意“受这个罪”，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不管不行”的想法。

　　阎云翔指出，亲代之所以向子代做出让步，主要是源于情感和道德层面的“父母心”。也有研究者指出，“啃老”的存在是因为亲代对子女的单向庇护对亲代仍构成心理压力。本文的案例资料分析还显示，亲代的让步不仅是道德约束的结果，也是家庭主义福利下被迫的理性选择。在访谈中，受过大学教育的L父亲表达了他“按道理来说”的代际责任观，“父母不可能管子女一辈子，养到18岁就尽到责任了”，但他又说“现实做不到啊”！他认定与女儿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子女未来的失败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无法“收场”的。这种责任认知不仅产生于舐犊情深的人类情感，也反映了中国人在长期的家庭主义福利体制下的惯性思考。基于利益的捆绑、无限责任和“亲子一体”的父母观，“子女必须管”以行为主体内在结构的方式，成为了亲代“自然”的反应和思考方式。

　　首先，父母对子女“不听话”有强烈的挫败感，认为不仅是子女的失败，也是自己人生的失败。访谈中，L父亲显得很沉痛，他自视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也认为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尽心尽责，“她从小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女儿的生活会如此不如人意。访谈中，L父亲讲述了他如何劝阻女儿不要换学区房、不要投资公司，但“一意孤行”的女儿总是让他觉得自己白努力、白辛苦，经常想“不管她”。父亲希望女儿能过上一种安全、稳妥的人生，他之所以帮女儿炒股，是希望能帮助女儿获得经济安全，但女儿却热衷于“以小博大”和结果未卜的投资。然而，L女士并不认为自己的投资不明智。在她看来，从小父亲的“告诫和谈话很多”，但她“不能都赞同”。她说，自己第一次离婚换大房子的时候父母也坚决反对，但“现在看来自己幸亏当时买了这个大房子”。与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不同，在关系冲突的案例中，子代的理性思考结果与亲代预期不一致，因而显示出权力博弈和情感绑架的特征。

　　其次，子代的非标准人生道路也损害了亲代对子女孝行的感受。访谈中，案例3和案例4的亲代都表达了对子女婚姻状态的焦虑。在社区压力明显的熟人社会中，子女结婚意味着父母任务的完成，血脉延续的维持，是自我社会人格完整的需要。但在当下城市生活陌生人化的情境下，个体所感受到的舆论压力大大减小，父母对子女结婚生子的强烈期待主要是一种基于家庭主义福利现实的理性衡量。如前所述，父母深层次的焦虑在于自己死后子女生活没“着落”，而结婚是让人生有着落的有效途径，比子女追求的“成名成家”、“发大财”更让他们有安全感。对于秉持无限责任伦理观念的父母来说，子女是自己一生的责任，除非子女有了其他有效的支持网络，不然自己就不能放手，无法安享晚年生活。因此，自身资源越有限的父母，对子女婚姻稳定的需求越迫切。就像L母亲表达的那样，“如果她有个完整的家，我和她爸至少还能趁身体还好的时候，过个十来年的好日子”，而如果子女不能体谅父母的这种心理，不能设法减轻父母的压力，就会引发父母“子女不孝”、“子女自私”的抱怨。

　　案例3的母亲在访谈中多次谈及自己与儿子对未来期望存在矛盾，她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放弃成名的梦想，目的是想让儿子和她过上稳定的、儿孙绕膝的普通幸福生活。但在儿子看来，母亲这种没有远见的思想源自于惜财，所以会说“等我出名了，全都还给你”。Y母表示，“知道儿子还是很孝顺的”、“每年母亲节都会买点儿东西给我”，但她苦于儿子不懂她的心，一句“我养大他，就是为了让他还给我啊”，道出了她对儿子不理解自己的痛苦。在访谈的结尾，Y母用无奈的口吻述说了她的生活理想，希望儿子能结婚生子、生活安定，这样她多年的苦熬才算没白费，才“对得起孩子死去的父亲”。在亲子一体的代际关系中，家庭的未来在于下一代，下一代过得好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从现实利益来讲，对于经济能力有限但还能够独立养老的城市老人来说，子女最要紧的孝行不是许诺将来奉养父母，而是尽早自立以减轻父母独立养老的负担。

　　作为个体化进程影响下的一种矛盾意向性代际关系，“啃老”反映出中国家庭亲子文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韧性和内在张力。韧性表现为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对家庭生活中的个体具有约束力，是代际功能性团结的基础。而张力则集中表现在价值团结的日趋艰难，亲代权威的实现越来越倚重于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内化。案例显示，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成功延续了以亲子一体和无限责任为特征的代际“和合”文化传统，关系结构中双方的利益、价值和情感都得以平衡。但“传统”的亲代权威、责任伦理和家本位关系模式是以理性分析和情感取向的“现代”方式呈现的。而关系失衡的“啃老”家庭则是对代际“和合”文化传统的不彻底延续，子代对亲代的工具性依赖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叛”构成了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由于两代人价值整合的失败，责任伦理的践行失去了互惠和平衡的基础，代际关系陷入了情感捆绑下的理性冲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中国当下的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自反性并未导致家庭个体化，相反，亲子一体和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过程中得以再造。因此，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当前中国家庭是个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资源，也是统摄个体的社会结构，并非个体化理论所预设的那样成为了一种“选择性关系”。虽然在代际的协商实践中两代人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化和情感化取向，但反思的起点和结果都是关系导向而非个体导向的。无论关系和谐还是冲突，亲代和子代在观念和意识上都将对方的未来纳入了自己未来的生活预期中。年轻人对父母责任的认定是子代“啃老”合法性的来源。基于血缘的代际责任强烈地表现出“不可选择性”。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可选择的捆绑关系才产生了代际关系中的爱恨纠缠。

　　首先，亲代与子代的需求结构互补是代际合作的基础。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经济上能够自足，而且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延长了他们在与子女支持关系中的“可给予期”，亲代对子女给予情感陪伴和精神回馈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年轻人经济自立的难度增大，加上婚姻关系不稳定、兄弟姊妹关系缺失、社会化托幼服务与养老服务不健全等等，使得亲子纽带成为个人最重要、甚至惟一可以依靠的支持网络。因此，家庭作为需求共同体的特征并未削减。事实上，即使是在全球化、后现代的背景下，即使家庭结构日益多元化，家庭作为个人的庇护所，依然处于个人生活的中心位置，处于个体与更宏大的结构之间，调节着全球化、社区资源、国家政策对个人的影响。个体很少脱离家庭的资源和情感依附关系来做决定。所以，家庭作为行动者（agent），依然是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

　　其次，“啃老”是两代人的理性合谋，但个体的理性计算是通过情感来合理化和接受的。在中国的家庭主义文化语境下，孝顺是子女对父母“报之以情”的主要体现，使代际间原本不对等的支持关系得以平衡。对于有自养能力的城市父母来说，他们的获得感不在于子女的赡养承诺，而在于子女“顺”和“听话”所带来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但在威权式孝道式微的背景下，亲代权威无法来源于父母身份，而取决于子女在人生经历中对父母所形成的情感依赖和决策信任水平。亲代先赋权威的丧失，造成了代际间价值整合对日常互动和情感内化的依赖。另外，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下，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的情感反应模式和“集体惯性化”，能有助于代际间达成理解和协商成功。

　　第三，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不同于强调“断裂”的个体主义文化，中国的代际文化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和合”与“共生”，子女教养方式并不围绕培养“独立、完整的个人”而设，成年子女的“儿童化”和代际间的撒娇式亲密行为在文化上具有正当性。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后经历了一系列反传统文化运动，但“独立自我”和割裂式代际关系在文化上并没有得以制度化。在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增大的社会背景下，亲子关系的工具性意义强化了代际依赖的精神意义，成为个体寻求稳定感、安全感和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资源。需注意的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中，责任对象的惟一性减少了代际间的利益矛盾，同时也增加了代际亲密的需求和代际互助责任的紧迫性，由此也增大了产生矛盾意向的风险。另外，因为家庭占有资源的差异性，个体福利对代际纽带的高度依赖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这一点也是在探讨家庭主义和代际团结的韧性及其后果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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