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游戏体育- 爱游戏官方网站- APP下载散文铁面纪检干部刘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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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生富（1927—2015），响水黄圩人。1942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历任民兵联防队员、金东乡财粮员、黄圩区区委委员兼乔老庄村支书、黄圩区委社会科长、七套区委组织科长，曾任滨海县土改工作队支部书记，滨海县委宣传部通讯站副站长、文艺科副科长、干事，滨海县张集区委副书记、黄圩区委书记，滨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组织员、省委监察委员会监察员，省驻沪办公室主任、江苏省物资局驻沪二级站党总支书记、驻沪办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文革”期间为革委会常委兼办事组组长）。1969年12月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号召，主动带头下放回响水老家，1970年4月至1972年9月被响水县委抽调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任指导员，1972年10月至1986年1月先后担任响水镇党委副书记、响南公社党委书记、响水县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作）、响水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响水县委统战部部长、响水县政协秘书长，1986年1月离休（行政14级，享受副厅级待遇）。于2015年2月因病逝世，享年88岁。

　　1927年3月4日，刘生富出生于黄圩金东乡乔老庄的一个贫苦家庭。祖父母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带着他的父亲刘登贵兄妹五人外出逃荒要饭，白天颠沛流离，晚上住在一个破庙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一天夜间，趁他们熟睡时，当地万恶的地主堵住庙门，放了一把火，把刘登贵的父母和兄妹五人活活烧死，刘登贵和大哥刘登荣晚回一步，幸免于难，大哭一场，逃回老家。

　　长大后的刘登贵与当地薛姓姑娘结婚成家，婚后生下刘生富。在他4岁时，母亲面对家徒四壁、一穷二白的窘迫生活，不堪重负，患上了忧郁症，最终抛夫别子，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从此以后，刘登贵又当爹又当娘，带着小生富，父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了生存，刘登贵租种了地主王伯坚家几亩薄地，每年打下的粮食晒干扬净交租后，所剩无几，父子俩饥一顿饱一顿地勉强生活，受尽地主家剥削和欺凌。有一年，刘登贵在门前菜园里种了几棵小瓜，小生富实在饿了，就去地里摘了一条，刚准备吃，被地主的儿子撞见，不由分说，冲上来将他手中的小瓜夺走，并且还骂骂咧咧。小生富分辨说：“这是我家种的。”地主儿子霸道地说：“你们种我家的地，是你们种的也不准随便摘取！”说着把小生富重重地推倒在地，小生富伤心地哭了。刘登贵见状，连忙忍气吞声地向狗崽子赔不是，流着泪把小生富紧紧地抱在怀里。小生富不解地问父亲：“大，他们（地主）为什么欺负我们？”父亲说：“孩子，因为我们穷啊。”小生富问：“大，地不是我们种的吗？为什么我们穷呢？他们（地主）不种地反比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呢？”父亲说：“因为土地是他们（地主）的，我们种地得交租子给他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土地？”小生富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让父亲无言以对，他哪知道剥削与被剥削的道理，只好含糊其词地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这不公的世道，就像一把尖刀，深深地扎在刘生富幼小的心灵上，他恨透了地主老财。

　　转眼间，刘生富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缠着父亲要到学堂读书，可是，他家是佃户，身不由己呀。父亲为了孩子，只好舍下脸皮去求地主开恩，让刘生富上学堂。地主王伯坚恶狠狠地说：“穷鬼读什么书！”就是不准。刘登贵差点跪下求他，并保证不耽误替他家割草、放牛、喂猪、拾粪等等，最后王伯坚才勉强同意让刘生富到私塾自费读书。从此，懂事的刘生富早起晚睡，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帮父亲力所能及地干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私塾先生背地里对刘登贵说：“你家生富绝顶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

　　1939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飞机、军舰、汽艇的掩护下，从陈家港的小莽牛登陆，占领了陈家港，并一路向西，先后占领了响水口、新安镇，分兵于百禄、黄巷、佃湖、黄圩等地。所到之处，构筑工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1941年，在黄圩区委的领导下，金东乡乔老庄成立了抗日联防队，严松桂任队长，路均平任指导员，带领地方民兵昼伏夜出开展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当时只有14岁的刘生富，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联防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因刘生富有文化，头脑灵活，办事沉稳，区委派他任金东乡财粮员。1942年5月，由乔老庄村党支部书记嵇志田介绍他入党，并在当年11月份转为正式党员。此后，刘生富把自己一生都交给了党。

　　在为新四军征集军粮时，他带领民兵吃苦耐劳，日夜奔波，挨家挨户动员群众交拥军粮，对地主富农，他毫不手软，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多征粮、征好粮。黄巷有一户地主不肯交粮，刘生富和郑汉成深夜摸到这个地主家，向其宣讲抗日政策，动员他为抗日出钱出物，在他们的感召下，最后这个地主捐出了一支手枪还有部分现金。

　　有一次在乔新庄征收公粮时，遇到百禄沟的日伪军下乡抢粮，刘生富一边和队长严松桂用麻雀战把敌人吸引到纵横交错的战壕里，在运动中袭击敌人；一边安排把筹集到的粮食利用壕沟迅速转移，后来在纪圩乡民兵的支援下，安全地把粮食运回乔老庄。他把征集到的粮食统一存放在可靠的堡垒户卜图书先生家，因他家是四合院，比较安全。根据区委的指示，不定期地带领小车队，把公粮送到黄河东的阜宁县新四军三师的驻地。每次送粮，他都安排好民兵前面侦察、探路，防止黄圩或石湖日伪军埋伏夺粮；后面民兵垫后，防止黄巷据点日伪军追袭打劫，而他本人则跑前跑后观察，防止发生意外。送公粮民工们对这个胆大心细的小伙子既佩服又喜欢，在返回途中，纷纷要求刘生富坐他们的空车歇歇脚，卜图书先生对他说：“来，生富，坐上来，叔推你。”刘生富说：“叔，这怎么行？”卜老先生顺手一拉，刘生富就坐在了卜老的车上，二人有说有笑，情如父子。

　　1942年，日军为了全面控制石湖、黄圩、薛集、郑潭口、五港、新安镇等地，在乔老庄的西南边叫黄巷的地方，在交通要道（四岔路口）建筑了炮楼，和郑潭口据点连成一片，成为的“模范”治安区，阻断了我新四军和抗日武装的东西南北通道。炮楼有二十多米高，敌人居高临下，十里范围内的任何动静都被他们尽收眼底，我军几次秘密行动都差点吃了他们的大亏。

　　涟水县独立团协助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拿下郑潭口以后，准备拔掉这个日伪据点，指示金东乡联防队摸清黄巷据点的行动路线、火力配置及兵力部署情况。

　　1943年5月25日晚，金东乡联防队在队长严松桂、指导员路均平的带领下，悄悄汇集到卜图书先生家的四合院中开会，碰头研究侦察方案和突发情况时的撤退路线。参加行动的队员有王开银、郑汉成、王兆才、牛学超、王纯安、刘生富等人。26日清晨，卜老先生为出征的战士们切了面条，有个队员开玩笑地说：“大家吃饱了，不知能不能吃到下顿饭呢！”大有壮士一去不返的舍身气概。卜老先生制止了孩子们的不吉之言。

　　路、严二人带领队员们出发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走小纪圩东边绕道而行。在八顷的路上，他们碰见了一个卖油条的陌生人，那时串乡卖货的人不少，也就没在意。谁知这家伙正是敌人派出的密探，看到联防队向据点迂回，立即抄近路跑回据点报告去了。

　　黄巷据点的敌人接到密探的报告，赶紧打电话给石湖、黄圩据点的驻军，请求支援，派兵来夹击联防队。再说路均平、严松桂带领队员下到战壕沟以后，路均平对大家说：“为了防止万一，我们俩在前，你们在后，如遇意外情况，你们就顺着战壕，向纪圩方向撤退。”联防队员弓着腰、沿着战壕向据点方向运动，谁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炮楼上的敌军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石湖、黄圩据点的日伪军和黄巷据点的敌人早已从三面包抄过来，布下陷阱，专等联防队员上当而加以消灭。当路、严二人发觉情况不对时，已和敌人面对面了，二人知道计划暴露，落入敌人的圈套，来不及多想，开枪打死靠近的敌人，路均平向联防队员命令道：“利用壕沟，按计划撤退，我们二人掩护！”后面的队员立即原路返回，迅速利用壕沟的弯道，避开了敌人的射击。联防队员牛学超在撤退中，慢了一步被敌人打中了脚后跟，摔倒在壕沟里。严松桂立即冲上去把他扶起，推到壕沟外的小河边的小树丛中，在芦苇的掩护下脱险了。敌人也被路均平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路均平和严松桂二人背靠着背，边向敌人射击，边向东引开敌人，当撤到八顷周六爹家屋后，二人大吃一惊：原来是条绝头沟。此时，他们的子弹已打光，只好翻上壕沟，准备向沟北转移，一路追来的敌人见状，扔过来一颗手榴弹，随着爆炸声，严松桂倒在血泊中。路均平也受了伤，他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忍着伤痛，拖着严松桂，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沟沿，两人搀拽着刚爬出几步，严松桂就被敌人射来的子弹打中要害，壮烈牺牲。冲上来的伪军用刺刀残忍地捅向路均平的腹部，他倒在了沟沿上。

　　刘生富等人撤到纪圩乡，纪圩乡的联防队听说后，立即组织队员前去营救。赶到现场时，敌人已经撤走，路、严二人都已牺牲，只见路均平的肠子流了一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年轻生命掩护战友们顺利转移，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使脱险的全体队员痛哭流涕。血淋淋的现实，让刘生富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也使他迅速成熟起来。

　　经过黄巷战斗生与死的考验，路均平和严松桂二位烈士勇于献身的事迹，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刘生富，他暗下决心，一定以他们为榜样，为党的事业，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日常的革命工作中，只要是组织交代的，刘生富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得到时任黄圩区委书记熊国香的赏识，决定重点培养他。1943年9月，他被选派到滨海县立初级干部学校（滨中）读书。校址在黄圩的双套小学，由滨海县县长王伯谦兼任校长，谢公让（未到任）、程英山任副校长，当时是抗战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设施简陋，随时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学校只能采取游动办学的形式，有时借用民舍上课，有时在野外上课，有时转移到纪圩等地上课。但总的来说，在双套办学还是相对安全的，既是滨海县委的所在地，又是新四军三师八旅张爱萍将军的指挥部，再者双套地处中山河堆上，号称十里长庄，壕沟丛横，树高林密，面朝古黄河，居高临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得天独厚的兵家必争之地，驻石湖、黄圩、响水口、三套、解庄的日伪军多次清剿，受到驻双套居民的顽强抵抗，每次都铩羽而归。

　　刘生富在滨中学习期间，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学习政治、军事等课程，同时和学校的另外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主要培养学生中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青年学生加入党组织，使他们成为地方和部队的优秀干部和军事人才。

　　刘生富在滨中毕业后，又被派到盐阜地委民兵教导团继续培训。1945年，抗战结束后，他被分配回黄圩区工作，担任区委委员兼乔老庄村党支部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搞土改，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50年以后，他历任滨海县委宣传部干事、张集区委副书记、黄圩区委书记、苏北地区党校学员、滨海县委整党工作组组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他服从组织调动和安排，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无论职务如何变动，他都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干好各项工作。

　　1953年，刘生富任滨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刚上任不久，黄圩地区发生“毛人水怪”事件，被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加之有些人捕风捉影、添枝加叶，越传越玄乎，波及几个区乡，老百姓人心惶惶、寝食不安，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也引起了滨海县委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由刘生富牵头，带领公检法组成的专案组，进驻黄圩区，要求调查案件、限期侦破、抓住真凶、打击犯罪，还老百姓一个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刘生富深知责任重大，和专案组的日查夜访，经过调查发现大都是单身青年妇女见到的多，她们说这“水怪”长得一身白毛，身长五尺，头大如斗，眼如铜铃，跳跃前行，发出“吱吱”的叫声，能凫水渡河，专挑单身青年女性袭击。专案组通过调查得来的情况分析，这绝对不是什么“毛人水怪”，一定是坏人搞鬼，既对妇女图谋不轨，又达到制造混乱、破坏社会治安之目的。专案组决定夜间分别在各要道路口蹲守，抓“水怪”一个现行。谁知这“水怪”十分狡猾，好像知道上面来人调查，他蛰伏不动，消失得无影无踪。专案组一连蹲守了几个夜晚，都无功而返。但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水怪”肯定是本地人，知道专案组的行动，在和专案组斗智斗勇。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生富和专案组的用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白天大张旗鼓地把全体成员撤回滨海，美美地睡了一觉，晚上又悄悄地返回黄圩。

　　果然，当天夜里那“毛人水怪”又出动了！作案地点竟然是刘生富的老家乔老庄的小赵庄。接到报案，专案组人员连夜赶到小赵庄，派民兵封锁了整个村庄，找到受害者了解案情，掌握了案发时的现场情况。

　　赵庄有一户人家，丈夫未在家，年轻妇女带着孩子在家休息。半夜时分，有人撬门进屋，惊醒女人，连忙喝问：“谁？！”哪知对方没有说话，发出“吱吱”的叫声，妇女以为是遇到了“毛人水怪”，吓得瑟瑟发抖。那怪物把妇女按在身下，意欲，妇女惊恐万状，拼命挣扎，并大呼“救命”！在撕扯中，抓破了“水怪”的脸颊，加之周边邻居闻声赶来，“水怪”负痛夺门而逃。

　　“水怪”的再次出现，使案件出现了转机。从作案的手段上看，专案组认为，几起案件如出一辙，显然是同一人所为，而且是本村人作案！范围缩小了，专案组开始有的放矢了。连夜对赵庄的所有成年男子进行筛查，然而查遍了所有人，竟然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难道是判断失误？刘生富找来当地干部，询问排查对象是否有遗漏？村干部仔细看了排查名单后说：“还有一人漏查。”刘生富连忙问：“谁？”“赵xx，没有排查到。”专案组立即到该户，好容易把门敲开，该男子称“睡着了”，神情紧张，大热天晚上睡觉还戴着老头帽，遮住半个脸，既滑稽又可笑，办案人员已猜了个八九，立即对他进行审讯。开始，这家伙吱吱唔唔，顾左右而言他，撒谎、推脱、抵赖，前言不搭后语，不能自圆其说。办案人员取掉他头上的帽子，脑门下面露出几道带血的指痕，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才一五一十、大儿属鸡、小儿属狗地交代了犯罪全过程。

　　他叫赵庭阳，本村赵庄人，时年近四十岁。因对土改时分了他家的土地而心生不满，一心想造点谣言，搅起社会动荡，发泄一下心中的私愤。他曾在晚上反穿皮袄毛朝外扮成“毛人”，在多个村庄乱窜；有时潜到水里，突然跃起，嘴里发出“吱吱”声狂跑，造成“毛人水怪”假象，吓得许多村庄的妇女群众晚上都集中在一起休息。

　　经过审讯，赵某对自己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具结画押，专案组反复核实，顺利结案，形成卷宗，上报县委，经司法机关审判：赵某所犯罪行情节严重，影响极坏，决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一场“毛人水怪”闹剧随着一声枪响而落下帷幕，黄圩人民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1954年5月，刘生富调省委组织部工作，曾任干事、办事组长、组织员、省监察委员会监察员，江苏省驻上海（驻沪办）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省物资局驻沪二级站党总支书记、省驻沪办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几年间，他为全省的物资采购殚精竭虑，为人民群众的计划供应作出了贡献。1964年他调任省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文革”期间任革委会常委兼办事组长），为全省的渔业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当时，刘生富家有四个孩子，还有夫妻双方父母都在一起生活，全凭他和爱人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有点拮据。加之常有亲戚朋友前来“探望”，总得招待人家吃个便饭吧，平时过日子就有点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好在夫人很能干，会安排，平时节省一点，就是瓜菜、萝卜、豆角也能整出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来，让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夫人常说，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当了干部不认人、小气抠门。尽管如此，刘生富从来未向组织上伸过手。因刘生富工作的地点离家很远，组织上从工作和生活上考虑，提出给刘生富家庭配置电话机和电风扇，这些配置在当年也算是奢侈品了，都被刘生富一一谢绝了。有一年年底，组织上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发给他15元困难补助金。当会计把钱送给他时，他说什么也不收，无奈之下，会计把钱塞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事后，他拿着钱找到会计，严肃地说：“我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多吃多占。况且比我家困难的有不少，请把这钱留给更困难的。”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感动了许多人。

　　1969年底，刘生富响应主席“五七指示”号召，主动申请带领一家人下放回老家（黄圩均平村）参加劳动。下放时原单位安排了安置费，由乡村负责给刘生富建房，当时有人建议建瓦房，而刘生富考虑村里乡亲住的都是草房，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没同意建瓦房，和当地百姓一样建了三间草房。

　　1972年10月至1978年7月，刘生富任响水镇党委副书记和响南公社党委书记期间，他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和需求，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搞调研，利用城镇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促生产，办工业，抓经济，使所在辖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始终名列前茅。

　　原响南公社财政所会计颜兆来先生向笔者讲了一个既是笑话又是故事的往事：有一次我下班回家时，在公社的路上碰到刘书记，他手里拿着一根筷子向食堂走去，我好奇地问他，刘书记，一根筷子干什么？他说刚才在食堂买包子时，拿了根筷子把包子串起来拿回家，现在把筷子还给食堂。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一个党委书记竟然这么较真，做到以身作则，不拿公家的一根筷子，这个故事是否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刻地反思呢？

　　原黄圩公社杨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洪玉（94岁）老人回忆：有一年春节将至，刘生富的所在村生产队群众在开会时，有人提出，刘生富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工作时，只要家乡人去找到他，他都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力所能及地帮家乡解决困难问题。现在调响水工作，无以为报，送点花生给他家过年，聊表心意。一致意见由队长薛由之和贫下中农代表去响水看望老领导。

　　刘生富热情地接待了老家来人，并安排了丰盛的家宴招待了客人。午饭后，薛由之告辞时，刘生富拦住了他们，要他们把花生带回去，薛队长说：“这是家乡人民对您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您务必笑纳。”刘生富说：“乡亲们的心意我收下了，代我谢谢他们，但花生我不能收！”薛由之为难地还想解释什么，刘生富严肃地说：“不要多说了。你们没有权利用群众的血汗送人情，这是原则问题，以后也别这么做了！”二人无奈，只得把花生背回生产队，交保管员入库。事后，刘生富的岳父卜二爹抱怨他：“不近人情，不给面子，为这点小事弄得薛队长他们下不来台。”刘生富耐心地解释道：“爸，您不是常教育我要做个好官吗？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不起眼的小事做起。一袋花生虽是小事，遵守党纪却是大事啊！”一席话说得老人心服口服。家乡的群众听说后，都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夸赞说：“刘生富这样的人，才是的好干部！”

　　1964年1月至1969年12月，刘生富在江苏省海洋渔业公司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常委，当时正值“文革”内乱期，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1968年10月，公司造反派头目要求时任公司革委会常委兼办事组组长的刘生富下令将出海捕鱼的员工全部召回参加“文革”运动，刘生富认为把渔民召回搞运动，对生产影响很大，没有同意。于是造反派头头将他关起来，逼迫他表态发召回指令，一直关押了两天两夜，刘生富始终没有同意，最终造反派头头泄气了。正因为刘生富的坚持，那一年公司的渔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

　　1969年5月，刘生富在渔业公司参加基层劳动，不慎右手被巨大冰块砸成粉碎性骨折，住院做了手术。组织上考虑他受伤较重，让他回家休养（渔业公司离家有70多公里，平时上班都是住在公司的），刘生富考虑公司的工作多，人手少，长时间在家休养会耽误工作，于是出院回家住了三天就带病回公司参加工作了。组织上要安排一个人照顾他生活起居，被他婉言拒绝了，就这样带伤坚持工作直到痊愈，公司工作没有受到一丝影响。

　　1970年4月至1972年9月，刘生富被响水县委抽调任“一打三反”工作队指导员。在工作中，他执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每个案件，不过分上纲上线；不乱扣帽子；不带个人观点；不一棍子打死，挽救了不少的政治生命，让那些有问题的既知道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又感到党的温暖，及时改正错误，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受到领导与们的一致好评。

　　1978年5月，刘生富任响南公社党委书记时，因响南公社靠近县城，有人想入县城户口，因入不了，就想入响南乡户口。有一位县领导的亲戚找到响南乡分管户口的乡长打通关系，打算迁入响南乡。因户口迁入在当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公社主要领导表态。分管人员将材料送到刘生富手里，说有关渠道都打通了，只要书记签个字就行了。刘生富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随便开口子，于是在材料上签署“不予同意”四字。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说刘生富做事太板，一根筋，在背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刘大板”。

　　刘生富性情耿直，原则性强，生活上不会假公济私，工作上一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县委在选拔纪检干部时，他是不二人选。

　　1978年8月，刘生富被任命为响水县委员会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由县主要领导兼任）主持工作。纪检工作是一项让人们敬而远之的清水衙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执法执纪松了，让违法乱纪者逍遥法外，对不起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与培养，对不起人民的信任；执法执纪严了，不办人情案，又容易得罪人，真的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有时更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有人劝刘生富向领导说说，换一个工作。他严肃地说：“革命工作也可以挑肥拣瘦的吗？你不干他不干，谁来替县委来管理监督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日常纪检工作时，处理举报案件若干，他一件件进行甄别，秉承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对事不对人，不徇私情，不接受请客送礼。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对犯错误该处分的人他绝不姑息，对照党员干部的纪律条例坚决处分到位；对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的匿名举报，尽快调查取证，还党员干部一个清白，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有一年，某公司一个女会计贪污单位巨款，只因为她是县里某领导的夫人，后台较硬，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公司职工联名举报到县纪委，刘生富接到举报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调查，调查人员碍于领导情面，有点含糊其事，想拖拖了事，公司职工十分不满。刘生富知道后，亲自带队调查，县个别领导出面求情，叫他“差不多就得了”。他说：“普通党员干部都不能违法乱纪，何况我们领导干部家属？自不正何以正人？”有关人看刘生富不肯罢手，托人送礼给他，被拒之门外，那位领导见他软硬不吃，恼羞成怒，以停他的职务相威胁，刘生富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我没有权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他亲自出马，排除干扰，深入调查，终于取得违法分子的犯罪证据，形成卷宗存档，准备上报依法依规处理。县个别领导看到大事不好，立即搬出市委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干部（和当事人有亲戚关系）来响水找刘生富，要求调看犯罪嫌疑人的案卷。按工作纪律规定，凡需调取纪检部门案卷，必须持有组织介绍信。因此，刘生富拒绝了这位市领导的违规要求，这位领导吃了闭门羹，悻悻而去。最终那位犯罪分子受到党纪处分和法律制裁。事后，刘生富受到打击报复，将他调出县纪委，分配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在日后的工作中多次被有关人有意无意地刁难，受了许多委屈，在职务晋升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夫人看到丈夫遭受打击报复，要去省里，刘生富坚决不让去，他说：“只要是革命工作，我会无条件去干，哪怕是去当炊事员，我照样干好！”在县纪委工作了三年，他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受到广大干群的爱戴和夸赞。

　　写了刘生富，就不能不提他的夫人卜梅。他们都是乔老庄人，同住一个村子，而且相距不远，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他们的这个好姻缘也一波三折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卜梅的父母都很开明，特别是父亲卜图书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拥护和民主政府，支持革命工作，曾多次参加支前送公粮工作。他家的四合院，成了民主政府和革命武装的大本营，存放公粮的仓库。刘生富他们乡干部经常在卜家开会、歇脚、代伙，亲如一家。卜老先生对聪明好学、朴实能干的刘生富也是疼爱有加。

　　卜梅兄妹六人，她排行老六，长得端庄大方，温雅娴静，做事稳重，聪明能干，深得庄邻乡亲的喜爱，自然刘生富对她也是充满喜欢。卜梅对年轻有为的刘生富特别敬佩，因当时卜梅的年龄较小（比刘生富小四岁），刘生富忙于工作与学习，无暇顾及儿女情长。当卜梅长成了大姑娘时，已由姑姑介绍与涟水唐集的薛氏之子一纸婚约定下亲事，刘生富听说后心中怏怏，懊悔不已。

　　解放前夕，薛氏之子随退走台湾，行前留下话：“以后回来接卜梅去台湾。”此话传到卜家，全家坚决反对！遂具退婚书，通过唐集区政府把卜梅这门婚事退了，凭退婚证明到黄圩区政府办理了解除婚约备案手续。事后，经办人把此事汇报给时任区委书记的刘生富，他听后激动不已，喜不自胜。时任滨海县青年书记的陆玉山对刘生富说，你赶紧“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否则会后悔终身”，真是一言点醒梦中人，他立即把“山人妙计”付诸实施。

　　一天下午，刘生富打听到卜梅在河口小学读书，立即直奔河口小学，先见了在此教书的准舅哥，然后以“借钢笔用用”为由把卜梅的钢笔拿走。卜梅左等右等不见人把钢笔还回来，就跑去问哥哥，哥哥笑而不答，卜梅立即心领神会，羞涩地跑室。

　　此后，卜梅以“讨”钢笔为由去找刘生富，一来二去，本来就是有情有意，加之区委干部的撮合，卜老爷子及全家人都完全同意，很快这段美好姻缘就定了下来。

　　1952年秋，卜梅滨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滨海县机关合作社工作。经陆玉山夫妇介绍成婚，结婚那天，滨海县妇联主任杜小云和吕恩林（朱士良夫人）将卜梅接到县机关领取了结婚证。陆玉山、朱士良等人在一个小饭店安排了一桌饭，为刘生富和卜梅二人举行了既简单又别开生面、富有诗意的婚礼。一对新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步入婚房，有情人终成眷属。殊不知新房还是陆玉山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他俩的，这份革命友谊贵似金，重如山，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婚后，卜梅挑起了大家庭的担子，在生活上是一位贤内助，是大家公认的孝媳、贤妻、良母；在工作上是忠实的革命伴侣，江南苏北，跟随着丈夫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先后在滨海县机关合作社、江苏省驻沪办事处党委办、江苏省委机要局政工科、响水县委机关政工组、响水县机关党委工作，1986年光荣退休。

　　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几十年如一日，而那支定情的钢笔，一直陪伴他们夫妻二人走过六十多年的美好岁月。

　　1986年，刘生富在县政协秘书长岗位上光荣离休。其实是离而不休，又被县里聘任为响水县老年大学校长。

　　为了丰富我县离退休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使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刘老聘请能人开办适合老年人学习的兴趣班，课目有朗诵、书法、绘画、象棋、声乐、舞蹈、诗词、戏曲等，定期进行比赛。春暖花开之时，他经常组织老年大学的同学们外出踏青、观光、采风、学习，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刘老看到部分老年学员腿脚不太好，老年大学教学楼没有电梯，学员们上下楼十分吃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老几次跑县委找有关领导，请求拨款装修电梯。县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专门拨款将老年大学一至四层的电梯安装好，解决了老年学员爬楼难、不安全问题，受到老年学员的赞扬。

　　刘老虽然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但他的文化程度并不低，读过几年私塾，读过滨中，受过系统教育，做了几十年的领导，他的思维缜密，考虑问题全面，说话儒雅，方法灵活，他的身上充满正能量，学员们都愿意和他交心，都说：“听刘老一席话，改变人生观。”

　　刘老为响水老年大学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有口皆碑的。

　　刘老带头学习、写作，坚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2006年12月，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三争三学”主题活动中，他被评为“健康长寿老人”，盐城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颁发了荣誉证书；2008年11月份，刘老撰写的《论老有所学与学有所用》一文，入选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第八次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老年教育学术研究会颁发了荣誉证书；2011年6月获省“四好”离退休干部党员光荣称号，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些荣誉的取得，都是他自身做到老学到老的体现，也是各级领导对他在老年工作中所有成绩的肯定。

　　用晚清名人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来形容刘老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黄圩镇云梯关旅游风景区开发前期，刘老被县委请去协助勘察、挖掘、考证、管理相关事宜，他呕心沥血，忘劳，不能按时吃饭和休息。身体不舒服时，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最后坚持不住了，才去检查身体，令人痛心的是已是前列腺癌晚期，最终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去世，享年88岁。

　　刘老走了，走得那么安详，坦然。他一生对上刚正不阿，对群众和蔼可亲，做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遵纪守法，正直无私，孝敬老人，敬重妻子，疼爱儿孙，乃忠孝仁义礼智信者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为了写出真实的刘生富老人，我们和刘老的夫人、92岁的卜梅电线日下午三时，我们一行三人如约来到卜梅的住处，她的二儿子刘建中把我们迎进屋内，老人家银丝白发却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慈眉善目，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欲起身为我们倒茶。我们打量着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说起刘老的事迹，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不蔓不枝，言语间充满敬慕和留恋之情，为我们提供了实的历史素材。10月5日下午，我们把初稿送给卜老审阅，她的长子刘建民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对文稿又作了补充并提出了修改建议。老人家现居住在响水县政府家属区，三个儿子每年轮流回家侍奉母亲，子孝孙贤，一切顺心，我们衷心祝愿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殷昌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响水县老龄作家分会副主席。